在进行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规划的前夕-----1952年秋，周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签订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141个（后增为156项）工程建设项目的协议，这中间还包括扩建鞍钢和新建武钢、包钢等重点建设项目。
党中央、政务院和中央华北局对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草原上开发白云鄂博铁矿资源，兴建现代化的包头钢铁基地很看重。1953年初，重工业部派钢铁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杨维负责建立包钢筹备处。随后华北局作出了《关于加强包头工作的决定》，号召华北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建设新包头这一极其伟大、光荣的任务，贡献出自己一切可能的力量，并成立了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负责组织和指导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又派出华北局工业部副部长陈守中、华北局办公厅副主任陈登昆和我（当时任华北局青委书记兼青年团华北工委书记）参加包钢筹备的领导工作。华北局陆续从华北各省市调集了大批厅（局）及地、县级干部到包钢工作。
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53年到1957年7月）。主要是选择厂址，进行勘测设计，拟定建设方案，集结施工力量和进行生产准备工作。
为了选择厂址和制定包头城市的总体设计，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城市建设部、重工业部、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等领导机关多次派人到包头调查研究，提出方案，反复比较，最后确定，昆都仑河西岸的宋家壕为包钢厂址。在昆都仑河东岸建。设70万人口的包头新市区。
包钢的初步设计由苏联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承担，据说共投入了十二个专业设计院的力量，于1955年完成了全部初步设计88卷。按初步设计提出的包钢建厂规模为年产钢316万吨，生铁315万吨、铁矿石1.100万吨，初轧开坯276万吨，轨梁厂管坯130万吨，大型钢材90万吨、无缝钢管40万吨。总投资预算21亿元。
在进行包钢的初步设计时，苏联的设计院长考锡列夫提出了四个技术上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矿石成份复杂，性质特殊，含氟和稀土元素，世界上未见过。二是从黄河取水，水质浑浊，不易澄清。厂区距水源远，而且地势比水源高65米，增加了输水的困难。三是气候干燥，风沙大。四是矿山水源短缺，不得不把选矿厂设在厂区。
为了配合国外设计，包钢与国内各有关部门配合进行了大量的地质勘测和多次反复地选矿试验，含氟冶炼试验、烧结试验、原矿入炉试验、黄河水的取水模拟试验、沉淀池的模拟试验等，给苏联设计院提供了大量的地质勘测资料和各种试验资料。还为国内外的试验提供了上万吨的矿石。
为了培养我国自己的设计力量，重工业部决定成立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承担包钢除选矿、烧结、轨梁、无缝4个厂以外的全部施工图的设计和现场设计监督工作。
由于内蒙古地区工业基地薄弱，缺乏施工力量，重工业部决定由承担鞍钢建设的鞍山冶金建设总公司负责包钢建设的准备工作。1955 年成立了鞍建包头分公司，开始在昆都仑河西岸杂草丛生，黄沙起伏的荒原上建设包钢的生活福利区和兴建为包钢大规模建设服务的包括混凝土预制厂，管道加工厂等20个项目的施工基地。
1956年底，为了迎接包钢厂区开工，重工业部又决定由鞍建本溪分公司和鞍建包头分公司合并，成立包头冶金建设总公司。当时我担任鞍建总公司施工副经理，于1957年3月奉调担任包头冶金建设总公司经理兼书记，开始组建施工队伍。两个分公司合并后，又从鞍建的各专业公司抽调技术力量陆续组成了五个土建工程公司、六个专业工程公司（机电、管铁、机运、附属企业、金结和筑炉），施工的基本技术力量2.5万人。在包钢建设高潮时曾达到六万人。
从包钢的筹备开始，华北局就陆续从华北各省市抽调大批厅（局）长和地县级干部到包钢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还选送了一批有文化的蒙古族干部和蒙古族工人。这些干部分别送到国内各大钢厂培训，有的送到大学深造，有的还送到苏联进修，此外重工业部从鞍钢各厂矿调配了成套的技术骨干和技术工人，组成了包钢各厂矿的生产准备班子，从1956年开始成立技工学校培训技术工人。这就逐步形成了包钢生产的职工队伍。
白云鄂博是一个含铁、稀土金属（以下简称稀土）、铌等多种元素的共生性矿床，于是国内对白云鄂博的开采，产生了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争论。最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冶金部等领导机关进行了反复研究，权衡利害，决定采取以铁为主、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建设方针。于是与包钢建设的同时，从1958年开始，包钢就和上海冶金研究所、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单位协作，对稀土进行选矿试验，提取单一元素的试验，还利用高炉渣进行冶炼稀土合金的试验。并先后建立了稀土合金厂、稀土选矿试验厂和稀土金属研究所，给发展综合利用开辟了道路。
从1953年到1957年，包钢完成了三年勘测，两年设计，集结施工力量，配备设计力量，拟定建设方案，组成生产队伍等目标，具备了大规模开工建设的条件。为了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冶金部批准了改革领导体制的建议，决定把包钢、包建和设计院合并成立包头钢铁总公司，陈守中任书记，杨维任经理，我任第一刷经理，刘克刚任生产副经理、刘力子任施工副经理，设计院长史星三任包钢党委常委委员。甲乙丙三方拧在一起，有利于统一指挥，共同负责，减少扯皮。包钢开始建设以后，各厂矿也实行了甲乙方合并，实行统一指挥，共同负责，使大量现场遇到的矛盾得到及时解决。实践证明：这项领导体制的改革，是保证包钢大规模建设顺顺利利地进行的重要条件。
包钢开工建设的第一个战役是以矿山和机修总厂为重点。目的是首先形成原料基地和自制设备材料的加工基地，增强在建设中自力更生制造非标准设备的能力。白云鄂博铁矿从1957年8月开始修建生活区，矿山职工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条件下艰苦奋战，到1959年初，开始机械化开采，破碎，为一号高炉备料。机修总厂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全部建成了年产铸铁件10万吨，铸钢件3万吨的综合能力，为包钢自制急需的非标准设备和大批生产备件创造了条件。
第二战役是以1959年国庆十周年出铁为目标，从黄河水源工程到炼铁、焦化、洗煤、电厂、厂区运输、铁路枢纽，全厂区的水、电、气线路等工程全面展开，掀起了包钢建设大会战的高潮。广大职工那种为了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争时间、抢速度的革命干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团结协作的风格，到现在回想起来还令人非常感动。一到会战地区，就象千军万马的战场，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紧张战斗景象。许多工人干部吃住在现场。经常灯火辉煌，连夜奋战。
当时创造了高炉基础的混凝土浇灌、炉体结构安装、焦炉砌砖、40吨塔吊安装等工程的全国快速施工新纪录。广大职工都知道，高炉一天投入生产，就给国家多生产2.000吨铁。他们争分夺秒地创高速度，主要是因为他们懂得时间就是钢铁。
在当时全国的形势下，我们的建设工期要求急。各地的跃进计划也要求急，于是遇到国内设备交货不及时和材料供应不足的严重困难。内蒙古党委向党中央报告了包钢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要求列为专题解决，提出请求各省市支援包钢的建议。在1958年12月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乌兰夫又作了当面汇报，周总理为此专门接见了包钢经理杨维，详细询问了包钢建设中的问题。
195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极大地支援了包钢的建设。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也作出了《关于加强支援包钢建设工作的决议》，要求华北各省、市采取一定的措施，首先保证包钢急需的设备材料。包钢还组织了50余人的求援团到东北、华东各大城市落实材料设备的供应计划。包头市召开大会，动员全市人力物力支援包钢。在党中央和各地党委的直接关怀下，包钢实现了五月出焦、八月通水，保证了我国当时最大的1513立方米的1号高炉提前5天出铁。只用了16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以高炉出铁为目标的全厂通水、通电、通气、通车等80多项工程，使包钢进入了边建设边生产的新阶段。
在包钢建设的高潮中，党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贺龙、陈毅、罗荣桓、、罗瑞卿、乌兰夫、陆定一，后来还有、彭真等先后来包钢厂区和矿山视察，体现了开国前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怀。特别是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乘专机由兰州抵包头亲自为包钢1号高炉出铁剪彩。随同参加庆祝典礼的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及有关省市的主要负责。庆祝1号高炉出铁的隆重盛典，体现了党中央对包钢建设的热情关怀，使包钢全体职工鼓起了更大干劲，继续连续作战，开始了以出钢为目标的第三战。
第三战役的重点，是全方面开展炼钢系统的工程，保证1960年五一出钢。当1号500吨大平炉就要出钢的时候。而350吨的铸锭吊车梁还没有加工完。它需要的最后一批钢材，4月12日才由鞍钢运到。铆接800多吨重的吊车梁需要11万颗铆钉，钻几十万个铆钉孔，必须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完成，否则，五一出钢就没有希望。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在全公司内外开展了大协作。金属结构公司把全部人力、物力调到炼钢工地；各工程公司和机修总厂把最好的铆工、钳工、架工调去支援金结公司；各单位的电钻机具随时为吊车梁服务。当时需要钻头600多支，数量不够，就到617厂去求援。该厂厂长亲自接见，下令车间加班赶制；市五金公司也为此翻遍了库存才如数凑足。全公司的铆工投入铆接吊车梁的战斗。
在震耳欲聋的铆枪声中，烧红的铆钉在空中飞来飞去，铆工们在已经烘炉的大平炉旁，冒着高温在高空忘我奋战，场面十分动人。5月1日凌晨4点钟，吊车梁的大会战终于胜利完工了。准确地保证了一号大平炉五一出钢。随后又连续作战，在半年内又有两座平炉，一座高炉，一座焦炉投入生产。到1960年底共建成了1513立方米高炉两座，500吨平炉三座，65孔焦炉三座，形成了年产160万吨铁，100万吨钢的设备能力。主要工程的质量是好的，施工进度是快的，生产准备是比较充分的。总的说，都按计划顺利建成投产了。
但是，在这段生产建设高潮中，正赶上一个，一个反右倾，受到了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于由大办钢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浪费了一批建设材料，分散了施工力量，使大高炉的建设受到一定影响。那时还搞打破洋框框,大破大立，一度出现了管理上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混乱现象。还根据上级要求，错误地提出了投资减一半，产量翻一番，不适当地修改了国外设计。实践证明：对国外设计中某些建筑结构的安全系数太高和建筑面积过宽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要求投资省一半，对某些工程建设项目进行了一些错误的修改，造成了部分工程的返工加固。1959年底的反右倾运动一来，又对在大办钢铁、大破大立、修改设计中坚持实事求是或提出过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批判。杨维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了经理职务。施工副经理刘力子，由于坚持质量管理，反对盲目抢速度，被当做严重右倾进行重点批判。
我和一些行政技术干部也进行了违心的检讨，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气氛：似乎越专越偏，一讲管理、技术就是不问政治；似乎党委领导,书记挂帅就是包办一切行政事务；似乎只能外行领导内行,挫伤了许多行政、技术干部钻研业务、技术的积极性，乱戴右倾保守帽子，使许多干部不敢讲话，压制了干部的责任感，一度助长了浮夸风,瞎指挥。
在刮共产风的时候，有些职工敲锣打鼓要求取消计件工资，表现了为早日建成包钢，迅速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热情和愿望。但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们也一度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金。结果助长了平均主义，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第三阶段是遇到暂时困难的阶段（从1961年到1963年上半年）。正当包钢的生产建设大干快上的时候，国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因为国家没有投资，冶金部要求包钢建设下马，因为煤炭不足，要求包钢的生产减产；由于压缩城市人口，要求包钢精简职工。这样包钢在生产建设的高峰上大步地撤下来。从1961年到1963年初，包钢被迫减产、精简、度过暂时困难的时期。
这个阶段除维持很少的生产建设任务外，主要做了四件事：第一，保温护炉，由于煤炭生产大幅度下降，供应不足，冶金部要求包钢只维持一座焦炉，一座高炉的生产。在煤炭最紧张的时候，曾要求包钢全部停产近两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停产，又不能熄火，因为一熄火，炉子的耐火砖就要全部报废。如果不熄火封炉保养，专家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只可以依靠群众，群策群力想办法，终于找到了焦炉和高炉停产保温养护的新经验，使炉子都完好地持续到恢复生产。
第二，保养好轧机设备。由于建设下马已经到货的初轧、轨梁、无缝管等轧机6万多吨设备不能继续安装，全部压存在占地30多万平米的设备仓库里。为了把这些设备维护好，组织了以机电公司为主的设备保养队伍，对设备定期涂油保养，防止锈蚀；定期翻倒设备，防止变形。后来，初轧厂、轨梁厂和无缝钢管厂陆续投产后证明这些设备都是完好的，这项维护保养设备的工作是成功的。
第三，动员职工精简下放。生产建设大幅度退下来之后，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起来。根据中央压缩城市人口、动员职工下放农村的指示，要求包钢两年内精简6万名施工和生产工人。由于在党委领导下的动员深入，有的成批或成建制地调往新单位，有的下放农村得到了应有的安置，包钢按期完成了精简任务。
第四，抓职工生活，为了度荒，帮助职工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各单位自办农场，大搞农副业生产。1961年全公司种菜3,500亩，大田两万多亩，把自产的粮食、蔬菜分配给职工，对帮助职工克服困难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阶段，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开始。这是包钢经过调整使生产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的阶段。在这一段时期，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经济发展形势逐步好转。选矿、烧结厂和初轧厂陆续开始建设。由于包钢的生产任务加重，于是包钢、包建和设计院分家，由包钢建设指挥部统一指挥，我兼任指挥长，宋绍林任副指挥长。
1963年6月，陈守中奉调离开包钢，我担任包钢党委书记，刘克刚任经理。当时由于生产大幅度减产，建设下马和大批职工精简下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亏损，1962年亏损达6.000万元。党委研究了形势，决定在彻底清产核资的基础上，从反浪费入手，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出了学大庆，坚决甩掉亏损帽子的口号。从1963年秋开始，全公司自下而上地层层揭发浪费，一项一项地堵塞漏洞，大搞经济核算，大抓企业管理，各单位都制定了增产节约的规划。由于广大职工反浪费的热情高涨，措施具体，使规划迅速得到落实。开展反浪费的第三个月，就慢慢的出现了当月转亏为盈的局面。
1964年继续抓管理，抓核算，抓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实现了全年转亏为盈。随后在1965年盈利1.321万元，1966年盈利4.762万元。在没有精料和轧机的条件下，连续三年盈利上升、这说明：只要经营思想对头，不受左的干扰，新建企业的潜力是很大的，这一段时期也有一批经济技术指标跃居到全国先进行列。包钢的进步，受到冶金部、内蒙古党委和中央华北局的表扬。
1965年，我奉调到冶金部工作。后来，西南三线建设大会战开始了，冶金部党委派徐驰和我到西南，组成冶金建设指挥部，参加三线年的包钢，听说在文革期间，包钢受到了严重破坏，虽然选矿、烧结厂和三大轧钢厂全部投产了，但连续十年亏损，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又转亏为盈逐年好转起来。预计1985年可盈利1.7亿元以上。
现在的包钢已形成了年产15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由于包钢的生产建设，促进了内蒙古西部地区机械、煤炭、电力、交通、建筑等行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改变了内蒙古工业落后的面貌，包头市已成为中国重工业城市之一。今后包钢只要继续抓好选矿烧结，打好精料基础；只要继续攻克综合利用的难关，创制符合包头资源特点的稀土新钢种；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坚持技术改造，实行管理现代化，包钢的潜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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